周天哲（1924年8月—2023年3月13日），笔名石天河，湖南长沙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评论家，《星星》诗刊创始人之一。

1936年毕业于长沙市立第十小学，1947年开始文学创作并从事新闻编辑工作 。1948年参加革命地下工作，次年随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赴西南，任《川南日报》编辑 。1952年调任四川省文联理论批评组组长，参与创办《星星》诗刊并任执行编辑。后任教于江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beat365在线登录官网），1985年离休。代表作有《少年石匠》《文学的新潮》《石天河文集》《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石像--石天河九五自选诗集》等，涵盖诗歌、评论、专著多种体裁。晚年仍坚持写作，2023年在重庆永川逝世。

诸神下界与诗学家的使命

——兼评石天河的《广场诗学》

蒋登科

近些年来的诗歌理论界流行这样一种现象：追求“热点”，贩卖“花环”。凡是诗坛上出现什么新的动向，就会有人群起而趋之，于是各种各样的新名词、新观点充斥诗坛，有些观点完全是牵强附会，对新诗的发展和诗学的发展没有多少实在的推动；有些评论文章，只说好话，左右迎合，似乎整个诗坛已达到完美无缺的顶峰。有人将这种现象美称为“创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清理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创新”的观念缺乏根基，既对优秀的诗歌传统缺乏深入的观照和有益的弘扬，也未能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全面、客观地把握当今诗坛的实质。“创新”应该是以求实为前提的，缺乏求实的“创新”只能是一种虚假的现象，难以推动现代诗学的真正发展。

对此相对应，关心诗学基本理论课题的诗论家越来越少，因为研究诗歌的基本理论是一项寂寞的工作，难以形成瞬间的“热点”效应，似乎与讲究实惠的生存环境相去太远。但是，诗学的实质是诗歌的基本规律的探索，它不仅关注中国传统的、外国的诗学和诗歌现象，而且要关注当今的诗歌发展现状，涉及面很广，理论抽象度很高，不仅对当今而且对未来的新诗发展和诗学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让人想到的不仅是某一个人的创作、某一种诗歌现象，而且让人对整个的诗歌历史都会产生重新的思索与打量。

在我看来，一篇优秀的诗学论文或一部优秀的诗学著作应该具有这样的效应：读过之后，它会引发人的多方面思索，不仅打量传统，而且打量现在并凝思未来；不仅思索正面的路向与经验，也让人去分辨反面的教训；不仅有理论上的接受，而且会引发求实的创造欲望。近年来，读吕进的《中国现代诗学》和石天河的《广场诗学》都会给我这样的感觉。这两部著作，切入的角度不同，论及的重心不同，前者注重宏观和微观的双重切入，高屋建瓴，后者更注重微观的深入，但它们都是对新诗文体规律的求实的描述，都在推动现代诗学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近些年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中，传统的诗学理论已不是人们关心的“兴奋点”，有人甚至只把它作为摆设的“古董”，“现在的流行诗学，几乎都是外来的各种不同的主义。这些‘主义’都各有一套关于诗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往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自立门户，互相对立”。（《广场诗学·引言》）这就使我们对“什么是诗”的命题产生了多种思考，就新诗的发展来说，“多元”是可喜的，它表明诗歌的探索走向了开广与深入，但是，“多元”必须归“一”，必须在诗的基本规律中运作，否则，诗将不再成其为诗了。因此，诗学家应该在种种诗歌现象和诗学现象中进行求实的清理。诗歌艺术的发展没有止境，诗学的发展也就不会停止。在目前这种“诸神下界”的现实中，石天河认为，诗学家的使命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个历史转折期的良机，在与世界各民族诗学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为中国诗学的复兴，为发展与重建中国现代诗学，作出努力。”（《广场诗学·引言》）

《广场诗学》就是这种努力的成果。除了书后附编《谈诗散墨》收录的十余篇独立成篇的诗学论文以外，全书的主体部分共分六章，包括“诗的原发过程——诗情的启动”；“诗的继发过程”（共分三章，分别谈论“诗意的蕴含”“意象的诞生”“心灵的音响”）；“诗的表达过程”（共分二章，分别谈论“语言的妙用”“形式的选定”）。可以看出，全书是以诗歌生成的顺序来设计的，但它不是一般的指导创作的著作，而是一部涵盖面极广、涉及众多诗学课题的诗学著作。

一般来说，优秀的诗学理论或者说对现代诗学有所推动与拓展的诗学理论，应该具备三方面的特点：开放意识、求实意识、创新意识。以这三方面为参照考察《广场诗学》，我们便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它的地位与价值。

《广场诗学》是开放的。石天河坚持这样的观点：“诗，不是‘自在’的，不是‘独立’的，是‘为他’的。”（《关于诗是“独立世界”的思考》）他认为诗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基于此，在诗学研究上，他的视野也是开放的，纵观中国诗歌传统和新诗的创作现象，横览外国的诗歌经验，由此建构崭新的现代诗学。他说：“我们有几千年传统诗学的丰厚遗产可供研究，有新诗七十年来的艺术实践经验可供探讨，又有当代世界各民族的诗学可供参照，只要我们不采取过去那种没祖没宗无亲无友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那我们就可以在传统诗学的纵向采择与外来诗学的横向交流中四通八达地去吸取精神营养，在知识的广场上纵横驰骋上下腾飞，去探索诗歌艺术的真理。”（《广场诗学·引言》），书名中的“广场”实际上就含有视野开阔、广采博纳的意思。

全书虽然以诗的生成过程为顺序展开，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很多，采纳了多种观点，对传统派、现代派的诗学主张多有吸取。作者的有些看法甚至是从对多种观点的具体评析之中生发出来的，比如在论及“纯诗”时，作者就对“纯诗”的理解、布拉德雷的神秘“想象”、瓦莱里的“钻石”语言等进行了全面考察，从而对“纯诗”有了比较清楚的表达。这种纵横交叉的研究在比较中可以让许多含糊不清的问题变得明朗。在论述中，作者没有唯我独尊、排斥“异己”，而是心平气和地说理，把一些看来是矛盾的诗学现象沟通，寻找各种诗学观点之间的异同，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

《广场诗学》是求实的。所谓求实，就是不作单纯的理论推导，而是以诗歌创作的具体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从中抽象、概括出带有普遍性的诗学规律。《广场诗学》有这样一个特点：在探讨诗歌本质的时候，作者采用了不少例证；在提出某一观点的时候，他也要从古今中外的诗歌中找出作品予以证实。这一方面让人觉得书中的观点很实在，另一方面又形成全书的一种风格：深入浅出。

在《诗的表达过程——语言的妙用》一章中，作者论及了作为诗歌文本基础的语言，但他没有像一般学者那样笼统地下一个结论，而是具体分析了诗歌语言的独特性。特别是在《特殊的修辞》一节中，作者先以新诗、古诗中的实例众罗列了诗歌语言的独特修辞手法，如“定语幻化的修辞”“谓语谬化的修辞”“宾语讹化的修辞”“全句谜化的修辞”“拼贴画式的修辞”“主格隐没的修辞”“转接虚化的修辞”“假对等的修辞”“不定位的修辞”“弗晰性的修辞”等等，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后，作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诗歌语言偏重情感与形象的艺术表现，不很重视一般的叙述与说明。2.诗歌语言为追求创造的艺术表现，往往不严格遵守语法修辞的常规，时常采用非逻辑性的打破常规的特殊修辞手法。3.诗歌语言在某些特殊的结构与运用中，有时把语感的美学效应看得重于语言的表达功能，因而可能超越‘一义性’而有语义与所指的弗晰性。”由于有具体而求实的分析，由特殊到普遍，这样的结论就十分令人信服。求实地探讨诗歌的文体规律而不先入为主、虚张声势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广场诗学》在对一些诗学问题的探讨中有所创新。在诗学研究中，仅有求实还是不够的，它有时会让人觉得只是别人观点的复述或综述。还必须有所创新，通过对既有诗学的研究和新的诗歌现象的探讨，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但创新必须以求实为基础和前提，离开了求实的创新是虚假的，因而也是没有什么诗学意义的，石天河在《信息论诗学平议》一文中谈及的所谓“新形态的诗学”——“信息论诗学”就有这样的毛病：它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

石天河是一位颇有创新意识的诗论家。他对诗坛上出现的各种新现象都十分关注，对包括《诺日朗》在内的“朦胧诗”、对“第三代”诗，他都较早地论及了它们的得失。同时，他还善于吸收中外诗学中的一些新观点来丰富自己的诗学体系，由此而形成了属于他自己而又立足于中国新诗创作的体系。

比如人们在论及通感时主要谈了它的来源与特性，石天河也谈及了“通感的性质”“通感与语言艺术”“古诗通感句例”，但他更论及了“通感的审美作用及意义”，从诗的审美的角度探讨了通感的美学效应，这是对通感理论的有益的推动。

在《诗的表达过程——形式的选定》一章中，作者主要论及了诗的形式问题，对历来诗学上的不少观点进行了评述，特别提出“内容并不决定形式”的观点，对传统的诗学主张进行了反对。他认为：“在一个有自主性意识的诗人面前，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已经由‘内容’决定死了的庸俗考虑。他认定这‘内容’只有由自己作主使之‘形式化’，内容才会是在形式中得到艺术美化的内容。‘形式’，可使‘内容’以各种不同的样子表现出来，甚至，可以表现在许多人都感到陌生的新形式里面，并不妨碍‘内容’得到最充分的美化表现。”这个观点是对“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样式”的有机生发，是新的，但也是符合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的。

诗学研究中求实的创新不仅能够对新的诗歌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可以拓展诗学的发展。换句话说，诗学的创新既是诗歌发展的要求，也是诗学发展的呼唤。石天河所提出的新的诗学观点不是“唯新”，不是哗众取宠，是他从丰富的诗歌现象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而是具有诗学意义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石天河在踏踏实实地完成着现代诗学家的使命，那就是尊重艺术事实，在传统诗学、外国诗学的大背景下，求实地探讨诗歌艺术的独特规律，力求建立现代中国的诗学体系。在这样的使命感驱策下建立的诗学体系才可能是求实的、创新的，才可能对既有的诗学体系有所推动与发展。

当然，《广场诗学》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任何未来的发展都能证实今天的某些事实的不合理性。同时，作者原来有一个“大构架”的设想，“只是因为年龄、精力以及个人知识与经验的限制，迫使我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而以现在这个样子呈现给读者。”（《广场诗学·后记》）有诸多诗学问题未能涉及，有些结论仍然有値得推敲的地方。并且，全书旨在辨析当代诗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虽然在某些探讨中比较深入，但体系还不够完全，整体性还不够强。我在想，如果作者没有因为一九五七年那场飞来横祸而沉冤二十多年，他的诗学研究肯定会更深入，更厚实。不过，《广场诗学》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诗学著作，作者探求眞理的勇气、毅力，对当今的诗学研究也应该是有相当的启示的。

1994年8月8日夜，于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蒋登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北碚区作家协会主席）

首载《台湾诗学季刊》1994年12月第9辑，第149-153页，后载于《星星》1995年第8期，后收入石天河著，西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的《广场诗学》一书，第411-416页。